摘要：國家制造戰(zhàn)爭，戰(zhàn)爭也制造國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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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南力作”專欄

　　長期身處和平年代，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、爭名逐利、心浮氣躁、得過且過的狀態(tài)中慵懶倦怠，放松警惕，消弭斗志，忘卻初心，淡漠使命，弱化擔當。作為負責任的網(wǎng)絡媒體，極有必要重復吶喊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！”

　　金一南，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，少將軍銜，博士生導師。是一位勤勉自強、才華橫溢、著作等身、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、愛國學者。其作品以說理透徹、恢宏大氣、振聾發(fā)聵而著稱，獨具提神醒腦、救贖靈魂、正心正念之功效。

　　為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，為警示當代、鼓舞民志，更為啟迪后世、昭告未來，經(jīng)請示將軍同意，本網(wǎng)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“一南力作”專欄。愿借將軍力作，爆燃民族精神之火，積極踐行“導引群心、朝向太陽”理念。

　　敬請各位網(wǎng)友多多轉(zhuǎn)發(fā)，助力公益善舉，共襄復興偉業(yè)。

心勝

文/金一南

第四章國家尊嚴，用勝利來捍衛(wèi)

　　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如果僅憑內(nèi)戰(zhàn)勝利，還不足以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這個政權(quán)的合理性、合法性。

　　中國的全球化是從志愿軍跨過鴨綠江那一刻開始的，從此，我們進入了世界體系。

國家制造戰(zhàn)爭，戰(zhàn)爭也制造國家（上）

　　正如英國現(xiàn)代國家學說奠基者霍布斯所言：“當人人難以自我保存時，人們便自覺自愿地放棄權(quán)力，開始締約，指定一個人或由多人組成的集體來代表他們的人格，大家都將自己的意志服從于這個集體的意志，把自己的判斷服從于集體的判斷，在互相信任的基礎(chǔ)上實現(xiàn)了聯(lián)合，這就是國家。國家不是慈善組織，不是人權(quán)機構(gòu)，國家一定要形成集體意志、集體判斷。國家讓人民自覺自愿地放棄部分權(quán)利開始締約，形成集體意志、集體判斷。”

　　同樣，只有新中國才能真正實現(xiàn)中華民族的集體意志和集體判斷，這已經(jīng)被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所證明。

　　新中國剛剛成立時，美國發(fā)動侵朝戰(zhàn)爭。

　　1950年9月15日，美軍在仁川登陸，準備大舉北進。麥克阿瑟明明知道中國30萬東北邊防軍已經(jīng)完成了部隊的編組集結(jié)，但他根本無所謂。美國總統(tǒng)杜魯門專程飛到威克島，與麥克阿瑟會商：“如果中國出兵怎么辦？”麥克阿瑟說：“中國人不會出兵，中國歷史上一場仗都沒打勝，什么兵啊？他們把兵力放在這兒嚇唬我們。”杜魯門放心地回去了。

　　中國人愛尋找替罪羊，美國人也如此，他們把朝鮮戰(zhàn)爭發(fā)生的所有問題，都栽到了麥克阿瑟頭上，說他沒有判斷出中國人要出兵。后來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記述：“不光是我，杜魯門也沒有判斷出中國會出兵。”不光是麥克阿瑟的遠東情報局，包括中央情報局也判斷中國不會出兵。

　　9月25日，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發(fā)出警告：“美軍過線，中國絕不會置之不理。”對方置若罔聞，不作任何回答。

　　10月3日凌晨，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，讓潘尼迦把消息傳到英國，再傳到美國。因為當時中國跟美國沒有外交關(guān)系，只好通過這個辦法通告美國：“韓軍過線不管，美軍過線我們要管。”潘尼迦深知事關(guān)重大，迅速把消息轉(zhuǎn)達過去。

　　周恩來為什么10月3日凌晨2點多約見潘尼迦？因為10月2日晚上政治局做出了出兵決定。中國本不想和美國人打這場仗，新中國剛剛成立，百廢待興，軍隊長期作戰(zhàn)，亟待休整，武器裝備非常落后。彭德懷說：“當時，我們在朝鮮半島一軍打三軍，我們只有陸軍，對方卻有陸海空。”

　　消息傳到了美國。

　　10月3日下午，美國國務院非正式回復：“周恩來的講話缺乏法律和道義根據(jù)。”依然不予理會。

　　10月4日，美國國務院正式回復：“不要低估美國的決心。”

　　到了10月7日，不是麥克阿瑟而是杜魯門下令，美軍越過“三八線”直赴平壤。

　　10月8日，毛澤東下令，中國人民志愿軍迅疾向朝鮮境內(nèi)出動，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迎頭相撞。

　　后來，我們跟美國人反復講這個例子：“1950年我們不想跟你打，我們一次次警告，你們逼我們打，一點兒退路沒有。”美國人卻狡辯：“你們傳遞信息不準確，你應該明確地說，過‘三八線’我就出兵，那我們就明白了，我們就不過線了。”美國人這是揣著明白裝糊涂。

　　朝鮮戰(zhàn)爭之后，美國人承認，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(zhàn)爭期間顯示出的強大攻勢和防御能力之中，美國及其盟國已經(jīng)再清楚不過地看到了，以共產(chǎn)黨為代表的中國已經(jīng)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，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。

　　實事求是地講，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如果僅僅是內(nèi)戰(zhàn)打敗了國民黨，還不足以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這個政權(quán)的合理性、合法性，因為那是內(nèi)戰(zhàn)的勝利，而我們當時急需一場對外戰(zhàn)爭的勝利。盡管我們不想打，但卻不期而遇了，所以我們沒有退縮，迎上去了，并且獲得了勝利。

　　當年京都大學的一位日本教授曾講：“1949年你們的毛澤東講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，我們周圍一個相信的都沒有，看看你們那個糟糕透頂?shù)臍v史。1950年你們竟然對美國出兵，而且不但出兵，還把美國人從北部壓到了南部去，我這才覺得中國人跟過去真的不一樣了。”

　　在中國軍人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的時候，李光耀正在英國劍橋大學讀本科。他講，平時穿過海關(guān)時，西歐海關(guān)官員看他是華人面孔，都不屑一顧——華人，劣等人種。但是，當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時，他再過西歐海關(guān)時，那些海關(guān)官員對他無不肅然起敬。華人正在跟由16國組成的聯(lián)合國軍打仗，華人正逼得聯(lián)合國軍步步后退。

　　1900年，八國聯(lián)軍把我們打得落花流水，賠款4.5億兩白銀；1950年，聯(lián)合國軍被我們打退，而且是在境外的朝鮮半島。中國的全球化從志愿軍跨過鴨綠江那一刻開始，從此，我們進入了世界體系。

　　以前，中國人都縮在屋子里被別人打。中日戰(zhàn)爭不是在邊境，甚至不是在長城爆發(fā)，而是在國境內(nèi)的盧溝橋爆發(fā)。日軍長驅(qū)直入扼住了我們的咽喉，直到北京南面宛平城，我們才跟日軍作戰(zhàn)。這就是舊中國的歷史。

　　而新中國則以直接出境作戰(zhàn)作為重大開場，這不僅對中華民族自身是一次精神洗禮，而且使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(lǐng)導的政權(quán)在全世界華人心目中獲得了合理性、合法性地位。

　　李光耀說：“從此下決心學華語。”志愿軍跨過鴨綠江，成為李光耀學華語的動因，這是怎樣一種邏輯關(guān)系？今天，國內(nèi)有些人否定當年跨過鴨綠江之舉，甚至聲稱，“如果不過去，中國早跟美國人改革了，開放了”，這簡直是一派胡言。甘愿做美國的小嘍啰，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嗎？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國人的精神，打出了中國人的氣質(zhì)！

　　1997年，我在美國國防大學學習，那是第一次有中國軍官進入美國國防大學，每天晚上在空軍基地吃飯的全是美國軍官——陸軍、海軍、空軍。突然來了兩個中國軍官，他們非常好奇，一定要和我們聊天、合影。剛開始我們以為美國軍官好客，后來才明白這是因為美軍曾和中國軍隊打過仗吃過虧，他們不了解，覺得很神秘。

　　當時，美國駐華陸軍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參觀西點軍校，為什么是胡伯中校陪同？他是1978年西點軍校畢業(yè)生。我們在西點軍校的紀念館里看見了上甘嶺兩個高地的模型：597.9高地和537.7高地。胡伯中校對我說：“你們山頭上就2個連守衛(wèi)，我們7個營輪番進攻卻攻不下來。我不知道為什么7個營奪占不了2個連的陣地。”

　　教官沒有解釋清楚，我們學員會討論，直到最后也沒有討論明白。回國之后，我們把“上甘嶺戰(zhàn)役”從頭到尾看了一遍。那次戰(zhàn)役極其艱苦，美軍調(diào)動了地面炮火、航空火力，但正面全部被摧毀。志愿軍在反面、斜面挖道，美軍炮火一停，我軍便從坑道出來打擊沖鋒的人，進行拉鋸式作戰(zhàn)。

　　坑道給養(yǎng)非常困難，開始送進坑道一些蘿卜，發(fā)現(xiàn)吃了蘿卜燒心。志愿軍十五軍軍長秦基偉（后來當了國防部部長），把自己存折上的錢都取了出來，在平壤買了2萬多個蘋果。志愿軍十五軍黨委作出決定，誰送進坑道一簍蘋果，立二等功一次。直到上甘嶺戰(zhàn)斗打完，只有一個蘋果被送了進去，送果員全部犧牲，因為美軍火力封鎖非常嚴密。

　　電影《上甘嶺》中有這樣的場景：指揮員、戰(zhàn)斗員、傷員把一個蘋果傳過去，每人只啃一小口。1957年，這部電影公映之前在內(nèi)部放映。上甘嶺戰(zhàn)役的指揮者、三兵團副司令王近山看到一半時，淚流滿面，再也看不下去，走了。

（未完待續(xù)）

　　金一南，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，少將軍銜，博士生導師。中共十七大代表，第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。全國模范教師，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。全軍首屆“杰出專業(yè)技術(shù)人才”獲獎者，連續(xù)三屆國防大學“杰出教授”。主要研究方向：國家安全戰(zhàn)略，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。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，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。兼任中央黨校、國家行政學院、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《一南軍事論壇》主持人，《中國軍事科學》特邀編委。2008年被評為“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”，2009年被評為“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(shè)作出重大貢獻、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”。